东西问·中外对话 | 从《甄嬛传》看国剧为何火到海外？******
中新社北京6月3日电 题：从《甄嬛传》看国剧为何火到海外？
中新社记者 吴侃 门睿
近年来，国产剧“出海”呈现新趋势，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从“零散”到“批量”，题材上也从古装剧“一枝独秀”到多元题材“全面开花”，国剧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掀起追剧热潮。
在众多“出海”影视作品中，《甄嬛传》可谓“神剧”，开播十余年依然热度不减。海内外网友拿出“放大镜”对剧集逐帧解读，“甄学家”们将时下种种热点与之进行天马行空的关联，相关话题频频登上热搜、不断引发热议。
《甄嬛传》剧照《甄嬛传》何以让海内外观众常看常新？国剧海外“圈粉”原因何在？国剧如何助推文化交流？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青年对话”邀请中国青年演员、《甄嬛传》主演蓝盈莹和泰国华裔青年、南京大学博士韩冰展开对话。
蓝盈莹认为，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海外对中国的关注度更高，通过影视剧，外国观众能更多地了解到中国社会的发展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韩冰表示，中国影视剧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激发了海外观众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甄嬛传》为何常看常新？
中新社记者：《甄嬛传》开播11年来，始终活跃在观众视野中，剧中“金句”也常被“翻新”成网络热门话题，这部剧受到观众认可的原因何在？
蓝盈莹：作为主创人员，我非常高兴看到《甄嬛传》开播11年来一直得到观众的喜爱。我认为《甄嬛传》热度不减最重要的原因是剧集制作精良。每位演员都要经过几轮试戏才能拿到角色，并在角色创作过程中尽心尽力。导演、摄影等每一位主创都精益求精，力求通过剧集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如剧中的篦子、手炉、螺子黛、点翠旗头等道具，及宫中的礼仪典制等都参考了史实，尽量还原细节，做到有据可查，经得起观众用“放大镜”考量。
《甄嬛传》讲述了一个情节跌宕起伏、充满矛盾冲突和情感纠葛的故事，也塑造了很多真实丰满、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即便是一些小人物也有自己的“金句”，值得反复品味。网友们常说“没有《甄嬛传》接不住的梗”，大家将剧中的经典桥段或台词与时下的社会、生活、人文热点相结合，经过二次创作对剧情产生新的理解，既契合又有趣，也赋予了剧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让剧情的解释力与时俱进。
《甄嬛传》剧照中新社记者：《甄嬛传》不仅在中国很火，也受到海外观众喜爱。韩冰是如何与《甄嬛传》结缘的？《甄嬛传》在泰国受欢迎程度如何？
韩冰：我刚到中国留学时，导师建议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向我推荐了《甄嬛传》，看完全剧后我就成了“后宫迷”。《甄嬛传》是为我打开中国文化大门的钥匙，此后我一直学习了解相关知识，阅读了很多介绍中国历史的书籍。
《甄嬛传》还原了一些历史场景，以大臣朝见皇帝的镜头为例，《甄嬛传》中这个场景并不是发生在太和殿，而是在乾清门外“御门听政”，这才是符合历史的演绎。看这部剧会让我有重回历史现场、身临其境的感觉，每一次重看都能发现不同的细节，加深我对中国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印象。
在泰国有泰语配音的《甄嬛传》播出，也吸引了很多观众，形成了剧迷群体。11年前《甄嬛传》刚开播时，我在一家泰国网站上写关于中国清朝历史的博客，点击量达到几百万，这在泰国是很高的数字。后来也有很多泰国博主介绍相关历史，中国古装剧在泰国越来越受欢迎。
国剧为何在海外受到欢迎？
中新社记者：前些年古装剧是国剧“出海”的主力军，近年悬疑类、都市类、现实类等题材收获了一大批海外观众，为什么这些国剧能在海外圈粉？
蓝盈莹：长期以来，中国古装剧在海外市场上很受欢迎，从《甄嬛传》《琅琊榜》到《长安十二时辰》，这些剧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戏曲绘画、诗词典籍、礼俗服饰、中华美食等中华文化元素均有涉及，深受海外观众喜爱。
如今古装剧“独占鳌头”的情况被打破，走出去的国剧呈现出题材多元化特点，尤其是现实题材的作品表现亮眼，比如《人世间》《山海情》等，这类现实题材作品聚焦社会发展、家庭关系、子女教育、亲情爱情等海内外观众共同关注的议题，很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过去在海外看国产剧的大多是华侨华人观众，如今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海外对中国关注度更高了，很多外国民众也会通过现实题材影视剧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
悬疑剧也是近两年在海外崭露头角的国产剧种，像《白夜追凶》《隐秘的角落》《开端》等剧，凭借缜密的思维、烧脑的剧情和出人意料的反转收获了海内外多方好评。
中新社记者：国剧“出海”泰国的情形如何，其被泰国观众接受的原因有哪些？
韩冰：一直以来中国影视剧在泰国都很受欢迎，泰国电视台不断引进各种中国影视剧，早期以古装剧为主，近些年中国的民国剧、甜宠剧、悬疑剧等多种类型的影视剧都开始在泰国走红。
影视作品“走出去”终归要依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果观众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有先行了解，那么就更容易接受这一文化背景下的影视作品。以泰国为例，我认为泰国观众喜欢中国影视剧的原因在于两国文化上有相似性和共通性，泰国观众在收看中国影视作品时能够轻松地理解其中的文化含义，如此一来作品的好口碑就更容易传播开来。
图为2021年11月3日，云南昆明的一个文创产业园内，一个译制团队的负责人在介绍已经译制出口的影视剧。 中新社记者 李嘉娴 摄影视作品如何助推文化交流？
中新社记者：流行文化产品具有跨文化沟通的潜力，影视作品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流行产品，其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增进民心相通方面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
韩冰：相比于其他文化产品，影视剧较容易实现跨文化传播，能够推动中外文明交流。观众通过影视剧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百姓的生活，也能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民俗习惯、伦理道德、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特别是制作精良、具有共通性的影视剧更容易被身处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理解。
影视剧具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很多海外的观众通过看剧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兴趣，激发了他们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很多中国影视剧在海外流媒体播出，流媒体的播出机制更灵活，内容更加多样化，这也使外国观众能以更便捷、个性的方式观看影视剧，了解中华文化。
中新社记者：中国影视剧出海应该如何挖掘中外价值观中交融的部分，让全球观众从中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
蓝盈莹：国产影视剧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但仍缺乏全球性的爆款剧集，爆款影视作品的出现并非偶然事件，还需以持续向海外传播高质量的同类型作品作为基础。因此保持稳定、高水准的创作十分必要。
国剧应当进一步在质量上精益求精，在剧本打磨、画面质量、人物造型、演员表演、后期制作等全流程提升制作水准。近年来中国影视行业分工更精细化，影视人才不断涌现，在新技术的运用和智能制作方面也更成熟，国剧质量大幅提升，这是中国剧集“走出去”的基础。
真实是现实题材电视剧的重要元素，国剧需要立足现实发掘创作素材，讲述真实可感的故事，才能突破不同的文化语境获得共鸣。中外观众的价值观不尽相同，但情感上是共通的，成功“走出去”的国剧还需要透过熟悉的生活场景传递人类共同的情感，才能够与海外观众心意相通。(完)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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